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资料图)

如何超越空心化，推进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近年来，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吴重庆基于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对乡村呈现的反空心化动向做出深刻分析，研究成果《超越空心化》一书近日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们要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探寻基于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吴重庆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县域范围内的城乡流动正在复苏，激活地方社会活力，重组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今天做农村研究，要关注技术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谈及全党正在开展的调查研究，吴重庆希望，这能成为推动改变作风的一个重要契机，纠正一些形式主义。“有心的领导走到哪里，调查研究就可以开展到哪里。把群众放在心里，时刻以获取真实信息、了解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目标，调查研究就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吴重庆出生于1964年11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开放时代》特约主编、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现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长期从事乡村振兴等领域研究。

吴重庆（受访者供图）

谈“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

“不分区域的研究，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农村各地不同面貌的判断和认识”

新京报：你提出，做农村研究，需要抱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信念。这里“具体的区域”指的是什么？做农村研究为何要秉持这样的信念？

吴重庆：有学者做农村研究在描述中国农村社会时，多会笼统地说“中国农村”。假如他做调查的地方正好空心化比较严重，那么往往就会说中国农村已经很空心化了。这是一个共性现象。

但中国太大，有中东西部地区之别，而一个东部也有沿海与平原之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很大，区域差异性也很大，做中国农村研究要有区域概念。每个区域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尤其经济活动方式不一样，就会导致迥异的社会面貌。比如江汉平原一带的农民，进厂打工的比较多，在流水线干活；而沿海地带的农民外出经济活动，多是自己创业。

我认为，如果笼统做“中国农村如何”这样不分区域的研究，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农村各地不同面貌的判断和认识。最重要的会影响我们对发生在不同区域农村的一些新迹象、新动态的认知，同时也会影响到一些政策建议。

不同的区域，我们要了解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社会构造、生计方式、外部约束等。试图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其实也是在试图理解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追寻内生的力量。

谈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

“城市与乡村空间半径不同，‘虹吸效应’也不一样，要因地施策推进乡村振兴”

新京报：你通过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对乡村呈现的反空心化动向做出分析，黄宗智教授评价这一分析很具冲击力。可以详细介绍吗？

吴重庆：我所指的“隙地”“边地”“狭地”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至2020)这十年，有常住人口出现增长的县级行政单位。

我们知道，中国农村一些比较严重的空心化区域是存在的。通过对特殊区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中国乡村发展一定程度空心化的反向运动。这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迹象的揭示，我期待中国农村未来发展能呈现更多这样的迹象。

“隙地”主要是位于数省交界处的、远离大型城市的、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县，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大型城市的虹吸效应。随着在县城实现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原外出务工者部分回流，他们兼顾在家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新鲜农副产品的地方性市场，出现了县域内城乡流动的新局面。如果我们能够对全国范围内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县进行深入的调研，相信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辐射农村与城市虹吸农村之间的本质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

“狭地”主要是沿海一带的农业县，不仅缺耕地，还缺水。如果完全依靠农业，根本不可能养活在地的人群。他们的生计方式一直是兼业的形态。农忙时从事农业，农闲时非农就业，主要是从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农业并非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狭地”人群善用乡土社会网络创业，最终形成“同乡同业”的业态。我们如果检视浙、闽“狭地”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农业县，几乎都可以发现诸种“同乡同业”。“同乡同业”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离土不离乡，是对城乡关系中“边缘—中心”格局的再构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这是“狭地”农业县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的奥秘。当然，由于资本开始介入部分资本密集型的“同乡同业”，“同乡同业”也在发生变化。

“边地”主要在西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一些少数民族分布比例较大的自治县，比如我调研的云南凤庆县、四川昭觉县。由于地理、交通所限，以及存在语言、技能、经验、习俗等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融合问题，“边地”人群对加入外出务工热潮比较谨慎。因此，在“边地”，还有不少小农户在认真从事农业。在“边地”调研，能够强烈感受到小农户的勤劳。小农户大多选择小规模多品种种植的农业经营方式。不同农作物的农时不一，单一种植导致农闲时间过长，多种种植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除了多种种植，小农户还种养结合，这有助于他们将劳动时间从白天的田间延长到夜晚的畜栏，也可以将家庭的半劳力、弱劳力善加利用。

“边地”人民充分利用劳力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及种养结合的生计方式，其实也是基于地方的经济逻辑和社会文化逻辑：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利于地产地销，通过在地的周期性集市及小农户个人借助微信建立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大体解决流通销售问题；种养结合使小农户在一些特殊日子和场合可以用自养牛羊宴请亲友，以维持及促进互助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意义上，对小农户来说，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农业龙头企业组织的单一种植，是因为那样的话不仅无自主性，市场风险大，而且还得花费大笔现金购买牛羊等，最后得不偿失。“边地”小农户的内发型发展使得农业活动较深地嵌入地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空心化。

基于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可以说，小农户赋能、“同乡同业”经济活动、县域城乡流动、内发型发展以及乡土重建，共同构成了超越空心化的力量与途径。

新京报：中国乡村像你举例的“隙地”“边地”“狭地”多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论述？

吴重庆：在写作的时候，我有把“隙地”“边地”“狭地”落到地图上。从地图上看，“隙地”“边地”“狭地”其实也不小，不能说只是一些个别现象。我专门列出来讨论，就像放大镜一样，让大家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些区域，离中心城市群很远常住人口也会增加。

我提这个问题的意义，是要看到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半径不同，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效应也不一样。离中心城市比较近的县城，虹吸效应特别明显，人口在减少，生产要素在流向城市。所以，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应该立足城市本身，思考如何更好地体现城市对它相对比较近县城的辐射效应。如果县域离大中型城市比较远，如“隙地”，则应致力于自身的内发型发展。要因地施策推进乡村振兴。

（受访者供图）

谈小农户的“去能”与 “赋能”

“农业支持政策要更多关注普惠小农，不能仅把钱交给龙头企业”

新京报：你从小农户“去能”和 “赋能”的框架来看待空心化问题，比较独特。你一直强调小农户在乡村的自主发展能力。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吴重庆：做社会工作研究的学者一般会用“赋能”概念。我认为，每个人的主体性一旦活跃起来，主体意识确立，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能量。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广大小农户存在被“去能”的问题。

中国农民以小农户为生产单位，养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农业生产环节都是自己在做。现在农村流行“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农户加入公司生产体系，由公司来安排你种植什么，一切的生产从头到尾听公司的就行了，龙头企业把很多生产环节控制在自己手里，农民变成了打工者。这与流水线的打工逻辑是一样的，我称之为“打农”。

表面上看，小农户不操心，但他越来越依赖农业龙头企业，得到的利润太少，出现不平等协议小农户也没办法。从这个意义，我提出小农户的“去能”问题，这是普遍现象。与其我们讨论如何给小农户“赋能”，不如关注如何避免他们被“去能”。这是我提这个问题的逻辑。

中国农村多以家庭为农业生产单位，我们的农业支持政策要更多关注普惠小农，多做普惠小农的事。如果涉农资金以项目制下沉，资金多被企业竞标过去，分散的小农户享受到的政策红利较少。就像水利工程，如果只关注大型水利，很少去关注流入田间地头最后一公里、最后五十米的“毛细血管式”微型水利，这个水就流不进田间地头，农民还得去靠打井。在一些江汉平原，我看到长江水系的水非常充沛，江河就在前面几百米的地方，可农民种田还要依赖在地块上打基井，我看了之后很受刺激。

要真正关注每家每户的农业生产，就要多做这些类似微型水利的工程。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正在向这个方向调整，但一些地方在落实的时候依然习惯用项目制来使用下沉资金，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要充分认识小农户在相当长的时间会依然存在的现实。支持小农户、发展小农户，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大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能仅把钱交给龙头企业，农民只是在出卖劳动力而已。地方在使用中央支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资金时要注意这些问题。

新京报：据你观察，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推进，农村空心化趋势扭转程度如何？

吴重庆：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推进，农村空心化正在扭转，最重要的体现是基础设施和交通格局的改善。高铁、高速公路这些区域性交通格局使空间距离一下子缩短。今天我们看到各地县城表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这跟大的交通格局、交通条件改善有关系。

具体到村落空间，脱贫攻坚不仅体现在对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的定点帮扶，也在村落空间范围内提升村容村貌，改善交通、卫生条件，建立快递站点等等。脱贫攻坚后，这些硬件设施确实得到了很好改善。调研过程中，我经常碰到一些回乡的百姓，特别是上了年龄的人，他们更愿意回到乡村居住或创业就业。

谈农民工返县就业创业

“把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做好，就会鼓励农民工回来，中国人的幸福感会大大提升”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亿9562万人，比上年增长1.1%。本地农民工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增长2.4%。你怎么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吴重庆：对于返乡创业，我认为“农民工返县就业创业”这个提法更准确。我们对返乡创业的传统理解，可能是农民工回到他家乡所在的乡镇，去从事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关的创业项目。

但近几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农民工回去，不一定是回到他家乡所在的乡镇，也不一定去从事跟农业有关的创业活动。他可能就是回到县城，一边照顾小孩读书、照料年长的父母，一边找个事情做。

现在返现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增加，这跟当年返乡创业不太一样。以前返乡创业往往是在外有所成就的人回去创业，带动就业。现在不一定在外面成就很大，可能他出于家庭需要，选择了回去。所以把从城市回到自己家乡县城的人，都当作返乡创业，不是很准确。要看到农民工返县返乡的需求不同，选择不同。我们做研究，一定要去分辨出表象背后的不同类型，因类施策，公共政策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新京报：对返乡就业这部分人群，你认为政策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吴重庆：对返乡创业，我们有很多帮扶政策。返乡就业这批人同样需要得到支持。比如，在县城创造就业条件、租房、小孩入学等等，公共政策能不能跟上去？孩子读书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头等大事。如果政策都能跟上，就会鼓励农民工回来，中国人的幸福感会大大提升。

我们在讨论农民工返乡时，不能只局限地看他回来创业能带动多少人就业。有了公共政策保障，一个人回来使得家庭团聚，孩子有学上，老人有照料，不也很好吗？他可能仅仅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可家庭团聚了，社会问题减少了，大城市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今天中国人依然如此有家庭观念，如此重视家庭生活、家庭团聚。我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要想到用中国人的家庭力量来解决。遇到问题，鼓励提倡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去消化和解决，不需要什么都丢给社会、推给政府。前提是要把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做好，为他们提供便利和支持。

总之，我们对任何社会现象都要看到它内部的多种形态、不同类型，这样做决策才会游刃有余。

新京报：如何解决县城就业问题？

吴重庆：要解决县城就业问题，就需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中央一号文件曾指出，要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我们要解决县域经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一定要在县城做足功夫，不能只把县城当做初级农产品生产地，产业利润其实外流了，当地老百姓反而分享不到收益。

要把县域经济的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这需要地方政府围绕一二三产业加强布局，打造产业流通的中心枢纽。同时解决稀缺的建设用地指标问题。县城有了就业岗位，返县的人能找到工作，人口集聚效应就起来了，县域经济当然也就起来了。

这些因素互为交织，需要加强政策体系建设，形成合力，防止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在政策上“打架”，或因为利益博弈而使政策不能落地。

谈县域社会活力

“正在重组中心与边缘的格局，支持年轻人留在当地生活”

新京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5岁至39岁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小于30%，乡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匮乏已成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更多愿意回乡的青年留得下、能创业，并有所作为？你怎么看这道关系到乡村发展进程的必答题？

吴重庆：我在调研中遇到不少回去从事农业创业的年轻人，应该说大部分人很辛苦，甚至很坎坷，不那么顺利。因为农业创业涉及到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不像工业生产标准化、可控制。

国家有一系列政策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如何让他们愿意回去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回到县城的比以前多，县城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大城市生活的想象，一定程度上县城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比如，目前县城基本上已初步具备了交通网络，小县城与大城市之间通勤便捷大大改善。一部新电影，一线城市与边陲小县会同步上映。快递物流基本无处不在。短视频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展示方言、饮食、地方风俗，开始直播带货，这是以前没有的。

县域范围内的城乡流动，今天正在复苏，这是一种新迹象。原来一个很偏僻很边缘的地方，在新媒体环境、交通物流等因素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边缘性在弱化。城市生活的扁平化、信息传播的扁平化、时尚的扁平化等等，使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县城之间的壁垒正在打破，激发县域社会活力，同时也在增强地方社会发展信心。这些都会支持年轻人留在当地生活，他们不会觉得县城是偏僻的、边缘的、落后的，只有大城市才是中心的、文明的、时尚的。

人类学家项飙前几年提出“附近的消失”的概念，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他对周边没感觉，你要问他周边有什么他不太知道。这种现象今天依然还存在，我也同意项飙老师的观点。但如果我们把附近的范围稍稍放大一点，放大到县域，你就会看到以县域为地方社会空间单位，它的一些因素正在被激活，呈现出地方社会活力。地方社会活力正在重组中心与边缘的格局，这是近几年的新迹象，也是我近年来很强烈的一种感受。

新京报：2011年，你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随着地方社会活力被激活，这一概念是否还适用？

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主要解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农村呈现出与熟人社会不同的社会逻辑。对于空心化的区域，我认为“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一概念还适用。但今天的乡村，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农民基本都在用智能手机，各个村都有微信群，这与我当年提“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现在到一个乡村社会做田野调查，可能看不到年轻人，只遇到一些老人。但农村现在还有我们研究者看不到的网络社群，年轻人在群里很活跃，对一些公共事务进行讨论。这是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现象。

今天做农村研究，我认为既要去物理的空间，也要关注非常活跃、信息量很大的网络空间，关注技术给乡村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吴重庆带领学生在乡村调研（受访者供图）

谈做好调查研究

“有心的领导走到哪里，调查研究就可以开展到哪里”

新京报：你怎么看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对中国乡村发展的影响？他们是否也是激活乡村自主性发展空间的强有力力量？

吴重庆：过去10年，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变。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对改变乡村的面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不仅贯彻落实政策，而且也带来各种社会资源。他们跟村民比，可能更有文化，见多识广，更理解政策，更能超越村落本身的一些利益格局乃至黑恶势力，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这非常值得肯定。这种工作机制非常难得，可以强有力推进目标任务完成。

我曾经遇到一位驻村7年的第一书记，单位安排同事和他轮替，他不愿意走，很可敬。我问为什么不走？他说，“因为我熟悉这里的情况，对这个地方已经有感情了，不愿意走。”

我很感慨，中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这个面非常广。这是我们党重视乡村振兴的重要表现。

但也要看到，今天中国乡村发展碰到一个共同的治理问题，就是群众不太关注和参与公共性事务。据我观察，一些农村社会目前比较散，组织化程度不高。这需要通过组织把农村社会建设起来，人与人之间经常互动，大家遇到问题知道找谁商量、找谁调解，常在一起做公共性事务。农村社会有了强组织性，就好治理。

这需要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与当地村干部合力，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真正扎根基层，深入村庄、深入家庭，了解群众所需，倾听群众呼声。我很期待，每一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都能在驻村期间加强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激发群众的内生力量。

新京报：前不久，党中央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对于做好调查研究，你有哪些好的经验与建议？

吴重庆：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我认为非常及时。我们注意到，一些领导干部去一个地方调研会层层陪同，待了十几分钟就走了。当然，这有其仪式性和功能性。但我认为，领导下基层一定还要有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去了村里，除了村干部带着走走看看，能不能随机入户走访，开一些座谈会？调查越深入，获得的信息就越真实。

我也希望，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能成为推动改变作风的一个重要契机，纠正一些形式主义。有心的领导走到哪里，调查研究就可以开展到哪里。把群众放在心里，时刻以获取真实信息、了解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目标，调查研究就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陈荻雁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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